[5] 比如，可以调查某一区法院或者市法院的违约金条款争议案例，通过当事人双方的当事人身份（企业还是个人）、所处环境（老手还是新入行者）等等来大致量化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以法院最后对违约金条款的支持或者调整幅度作为该违约金条款理性程度的一个代表量，通过回归方程检验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负相关，从而部分得出我们开始要检验的结论。
{3} 概言之，契约（contractus）是由于双方意思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其次发现的是文书契约，在这里，一切的手续都被放弃了，在要物契约中，第一次承认了一个道德责任，凡是参加同意一个定约的部分履行的人们，就不许由于形式上的缺陷而否认它。
这是因为罗马市民法对一切要式行为均需采取特定的仪式或形式方为有效，作为要式契约的口头契约和文书契约自然不例外。其次，是受约者表示他预期要约者一造履行其提出的允约。……在进步罗马法中，协议在完成以后，并在所有情况下，都立即把债加上去，于是就成为一个契约，这是与契约法必然要趋向的结果。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13}。而由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话加以信赖而产生积极的义务，是进步文明最迟缓的胜利品之一{19}。
借用人应当返还借用物或其代价的义务，借用人不如期履行债务时，贷与人得收为奴隶，使役之，出卖之，杀戮之。通过分析罗马法契约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具体揭示罗马法契约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从重形式到重当事人合意的道路，按照英国学者梅因的解释，这是源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即可期待信用的出现，体现了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反之，则须优先适用法律制度内在的评判标准。
[52]三是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如违反外汇管理政策不可自由转让或出质的约定、股东间就自己持有股份的表决权为一定方向行使的约定等。[4]《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反法定禁止的法律行为无效（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第一，应明确公序良俗仅指一般利益和秩序范畴。在整个私法领域中，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主要工具，[1]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既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或禁止性条款，也不能违反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
[35]同前注[8]，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510页。参见苏永钦：《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两岸转介条款的比较与操作建议》，《人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所谓法律规定并不以民法规定为限，而作为公法的其他法律是强行法，且与法律行为内容无直接挂钩，此时既需探究立法意图，又得分析该强行性规定的属性究竟是效力规定还是取缔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2条（同前注[4]，五南法学研究中心编制书，第14页）。[67]同前注[6]，王泽鉴书，第232页。[64]同前注[8]，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529页。
[60]其相对模糊的状态不仅说明任何分类均难以穷尽各种可能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61]而且也决定各种分类考虑的标准或因素并非绝对或唯一，有时各种因素可同时并存，有时可单独存在，如违背人伦的行为往往也可理解为限制自由意志行为的具体表现。[72]如此评判思路的确定，不仅与行为能力欠缺的判断原则一致，而且不会使行为效力处于未定状态而失去安全性和稳定性。否则，就无法达到法律设置该强行法规定的目的。 二、法律行为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系 通常认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时，法与道德往往一致，但绝非永远完全相同。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遵守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可贯穿于立法和司法始终（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但该解释的缺陷是，善良和合理思想本身就需要用一个客观标准来界定。
如此的路径设计，既要对概括性规定予以正确理解和定位，又得在具体运用时对有关内容作出合理判断和认定。在适用强行性概括性规定时，既要明确概括性规定适用的前提，又需严守基本底线，即唯在规范目的属效力规定时方可作为否定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
[69]同前注[1]，卡尔·拉伦茨书，第599页。同前注[5]，史尚宽书，第331页、注[3]。[15]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将《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译为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不妥，应译为但由其法律另生其他结果者，不在此限。[36]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同前注[4]，陈卫佐译注书，第42页）。事实上，行为内容是否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与当事人知道与否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 [74]除非民事立法将之作为某行为的构成要件。《法国民法典》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之法律。
《瑞士债务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不能履行的合同、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参见吴兆祥、石佳友、孙淑妍译：《瑞士债务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一般法律依特别严格标准限制经营的资质，如烟酒类、金融、采矿等特许经营业务，或者要求在特定场合为交易的，如期货、股票等交易，只要当事人的行为违反强行性规定，就应认定该行为无效。
日本学者我妻荣认为，应分别对管制法规的立法宗旨、对违法行为的社会伦理非难程度、对一般交易的影响、当事人间的信用、公正等进行仔细探讨加以决定（同前注[2]，我妻荣书，第248页）。[17]例如，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5条规定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等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即属此种情况。
无疑，考虑到民法中行为性质复杂，法律对其要求和谴责程度并不统一等因素，一味地认为违反强行法的行为都自动成为完全无效行为的观点显然不足取。任何一个环节的欠缺或瑕疵都可能阻却或影响法律行为的有效实现。
[59]同前注[2]，梁慧星书，第204页。[2]当今所有法律关系都应受公序良俗原则的支配，即公序良俗可考虑为支配整个法律体系的理念，法律行为内容是否将合公序良俗原则当然也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参见[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第二，规范的对象或重心。[60]同前注[2]，我妻荣书。
除非该受让方系恶意，即构成侵占罪的共犯，方可以违反该强行法规定认定其行为无效。前者侧重于外部秩序建设，后者源自于内部观念要求，但维持善良风俗应适合国家的一般利益，而尊重国家一般利益也是时代道德观念的要求。
（二）违反公序良俗的基本形态及其判断 1．违反公序良俗的基本形态。[24]具体内容可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17]相反，若民法或其他法律、法规未具体规定行为效力，则应根据法律设计该强行法的目的予以认定。[62]而在我国民法上不存在暴利行为的单独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将之分为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两种情形，且根据我国合同法都属于可变更或可撤销的行为。
[13]同前注[8]，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510页。[4]在理论上，民法的如此规定被统称为概括性强行规范，它可分为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前者是指法律命令应为某种行为的规定。[16]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区分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而分别规定合同无效和可撤销两种情形。[40] 既然公序与良俗有殊途同归的一面，即都是以维护社会国家健全发展为目标，那么凡是阻止这一目标实现的行为都具有反社会的不妥当性，都应被认定为无效。
[40]转引自前注[6]，王泽鉴书，第232页。[72]同前注[6]，王泽鉴书，第232～233页。
其次，应考虑交易资质取得与限制的目的。[55]同前注[5]，史尚宽书，第340～341页。
其中规范目的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均难以等同观之。[48]同前注[8]，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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